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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初夏，冀南平原的麦子刚刚返青，天空看上去一片清朗，地面上的局势却已暗流汹涌。表面上，是抗日烽火延烧、部队东进开辟根据地；私底下，各色势力借着“道门”“会道”的旗号搅动乡村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场由万余人参与、打着“神符护身”招牌的武装冲突，突然撞上了正在冀南展开工作的八路军部队。
这场冲突的中心人物，一边是时年27岁的八路军指挥员，另一边，则是自恃有“天师护法”、实则盘踞一方的大地主李耀庭，以及他领导的反动道门组织——六离会。事情的起点，却是一起发生在1938年5月11日的小规模袭击。
那天，八路军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带着二十多名战士，从南宫县一带出发，准备取回急需的电台装备。沿途并没有日伪军的影子，道路看上去也算安全，可谁也没有想到，真正的危险不是来自侵略者，而是打着“修道、保村”招牌的本地武装力量。
王育民一行在途中遭六离会武装伏击。对方人数占优，又事先埋伏周密，八路军战士在极不对等的条件下奋力抵抗，最终全部壮烈牺牲，电台和武器也落入对方之手。消息传回部队时，不少战士气得攥紧了拳头，却一时没有下狠手的命令，这就为接下来那场声势巨大的围攻埋下了伏笔。
有意思的是，冀南地区的道门武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视作“敌人”。1938年1月，为了在冀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，八路军129师抽调部分干部，组成东进纵队，向津浦路一线推进。短时间内，根据地迅速发展，群众基础不断扩大，一些本地自发形成的武装也主动靠拢八路军，打出抗日旗号，共同对付日伪。这其中，就包括不少带有宗教、会道色彩的民间武装。
这些道门武装，有的确实打过几仗，有过对付伪军的记录，在当地百姓心里多少还有点威望。依托宗教信仰，组织形式紧密，行动也较为统一，在游击战环境中，不得不说有一定用处。八路军在工作中，通常会争取其中的大部分力量，将其逐渐纳入抗日统一战线的轨道，而不是一上来就一刀切。
在六离会的旗号背后，躲着的是大地主的财产和私欲。这个组织的首领李耀庭，表面上披着一层“道门首领”外衣，实际上却是典型的乡绅兼地主身份，以土地和财力为依托，在当地盘踞已久。六离会借助宗教名义收拢人心，却用各种欺诈手段诱骗乡民加入。
在一些村庄里，六离会的骨干对外声称：“跟着天师走，有神符护身，刀枪不入。”普通农民文化水平不高，又正逢乱世，求个心理安稳也好，求个“保佑”也罢，不少人就这样被诱进了组织。更有人被威逼裹挟，成了其武装队伍中的一员。一时间，六离会控制着十数个村庄，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地方势力。
与此同时，东进纵队在南宫一带展开工作。1938年2月，部队在当地抽调干部，成立津浦支队，任命孙继先为支队司令。这个名字在后来已不陌生，建国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，而在当时，他正带着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，在冀南平原上发展群众、打击日伪、建设根据地。
津浦支队的工作推进得很快。根据地扩大，八路军威信上升，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愿意参军，积极参加抗日。这种局面，自然不会让一心维护旧秩序的大地主轻易接受。六离会的部分骨干，尤其是李耀庭，看着八路军影响力上升，心里既忌惮又妒恨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八路军对待这类道门武装，定下的总方针并不是“见一个打一个”，而是尽量争取、争取不到再说。东进纵队在冀南，需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，需要群众信任和支持，贸然与地方势力全面交恶，很可能把大批被欺骗的普通村民推到对立面，这个后果必须谨慎权衡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六离会在早期并没有立刻受到严厉打击。八路军对其保持了一定的耐心，更多精力放在对付日伪、整顿地方政权、发展生产上。李耀庭在观察之后，得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误判——他以为八路军顾忌重重，不敢动他。这个判断，为接下来一系列激进行动开了口子。
王育民等人被袭击，就是在这样的微妙气氛下发生的。此时，津浦支队虽然愤慨，却依然不敢随便出兵清剿。129师也清楚，六离会内部大多数只是被蒙骗的乡民。副师长对此看得很清楚，他严令部队：对普通参加者要以说服教育为主，尽量争取，不到最后关头不得轻言用武。
在这个阶段，的态度可以说是极为克制。一方面要为被害战士讨回公道，一方面又要顾及地方群众的情绪和抗日大局，这种两难处境，并不是几句口号能够轻易概括的。
短时间内没有受到惩戒，反而让六离会觉得自己“天命在身”。反动组织的本性，就是在软的面前越来越硬。王育民牺牲后，六离会的气焰并没有收敛，反而愈加嚣张，李耀庭更是对外夸口：“神符在，谁敢动我？”
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在这一时期也来到冀南一线。由于任务需要，他率部途径孙庄，同所率领的769团会合，两人商量的重点，已不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，而是如何妥善处理六离会这一复杂问题。
据当时一些参加会谈的干部回忆，会谈中多次强调，六离会的大部分成员不是天生的坏人，而是被欺骗、被裹挟的乡亲。他要求各部在工作中一定要分清对象，对群众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，从内部瓦解敌对组织，把真正的头目挑出来，区别对待。
“能拉过来的，就拉过来；实在毒得不行的，才动枪。”类似的话，当时在干部会议上反复出现。可以看出，并没有急着把矛头对准所有参加者，他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。
然而，有时候，历史的进程并不完全取决于一方的克制。就在和陈再道还在研究如何通过政治工作瓦解六离会时，对方突然做出了一次极其冒险的选择——六离会武装居然集结起万余人，准备主动袭击八路军。
消息传来时，不少干部都有些难以置信：“他们敢？”但很快，侦察确认，这不是虚张声势。六离会借着道门色彩鼓动信众，打着旗号、披红挂彩，看上去像是“出坛走醮”，实则是一次有组织、有预谋的大规模武装行动。
对普通参加者来说，他们相信所谓“天师降符”，真以为“符在身，枪打不死”。对骨干和头目来说，他们清楚自己已血债在身，知道一旦坐下来讲理，早晚要算账，所以干脆孤注一掷，妄图用人数优势压倒八路军，用一场“声势浩大”的行动吓退对方。
最初接触的八路军部队，仍按照上级指示，以喊话、劝说为主。面对大批涌来的六离会成员，八路军先后派出几名代表前出交涉，本意是稳定局面，提醒对方不要误入歧途。然而，结果却非常惨烈，这几名前出的战士或被刺伤，或被杀害，冲锋在前的反而成了对方“立威”的对象。
“还劝不劝？”现场部队的指挥员一度十分为难。射击可以立刻压制，但会不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对抗？继续劝说，又眼看着伤亡在增加。这种犹豫，客观上让六离会误以为八路军“怕了”，气势更盛，甚至几次试图硬闯村庄。
有意思的是，六离会冲击八路军阵地时，不少人手里挥舞的除了刀枪，还有所谓“护身符”，有人嘴里念念有词，大喊“刀枪不入”。面对八路军鸣枪示警，他们一度没有退缩。迷信的力量在这个时候成了一种可怕的推动力，把普通乡民推上了对抗正规军火力线的最前沿。
局面发展到这里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摩擦，而是涉及到部队安全、村庄安危、根据地存亡的重大问题。得知前方情况后，立即赶赴一线前沿视察。他看到的，不仅是混乱的冲突场面，更是此前多次警告都被无视的现实。
“再退一步，就是对战士和老百姓不负责。”有人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。面对已经数次刺杀八路军代表、多次袭扰村庄的六离会武装，他的态度出现了转折。
前沿观察结束后，语气冷硬，下达了明确命令：“这些人都是死硬分子，必须消灭。”这句话不是随口一说，而是在经历了劝说失败、代表牺牲、万余人围攻等一连串事实之后做出的判断。反动组织中的少数顽固分子，与被蒙骗的多数群众，已经在行动中被区分开来。
随着枪炮声在村庄外骤然响起，六离会成员很快意识到，眼前这支部队不再只是“鸣枪吓人”。子弹打在地面上溅起的尘土、机枪扫射后的压制火力，都说明一个事实：所谓“刀枪不入”的说法，在真正的战场上是不堪一击的。
八路军的射击并没有一开始就瞄准大规模杀伤，火力点分布有明显的取舍。要求做到“有分寸”，既要迅速打垮六离会武装的嚣张气焰，又要尽量减少普通被裹挟者的伤亡。正因为如此，机枪开火后不久，他就下令骑兵团向六离会侧翼包抄。
骑兵一动，战场态势立即开始倾斜。六离会的大部分人员缺乏系统军事训练，队形松散，指挥混乱，原本靠着人数优势制造声势，一旦被侧翼包抄，阵脚就很难稳住。再加上他们事先被灌输的是“天师护身”的神话，而不是实打实的战术知识，一旦发现“护身符”挡不住子弹，恐慌情绪瞬间蔓延。
有参战者后来回忆，有人一边往后撤，一边慌张地喊：“符不灵了！”听上去有些讽刺，却非常真实地反映出迷信崩塌的那一刻。那些被欺骗的普通乡民在这一刻才意识到，自己被人推到了枪口之下。
在战斗过程中，八路军特别注意抓捕六离会骨干，而不是一味追杀。六离会的旗手、传符头目、基层组织者，一旦被识别出来，就成为重点控制对象。短时间内，数名重要头目被抓获，组织指挥系统被打断，剩下的人更难形成有效抵抗。
“不要乱跑，老实把武器放下！”有干部在战斗间隙对一些被包围的群众大声喊话。对方愣了一下，犹豫地看了看远处骑兵队的身影，又看了看地上散落的纸符，有人丢下了手里的土枪，有人跪在地上嚷着“受骗了”。这一幕，说明此前尝试做思想工作的努力并非毫无意义，只是不得不夹在枪声中完成。
战斗结束后，六离会作为一个组织，当场被宣布取缔。八路军对抓获的骨干逐一甄别，对存在严重罪行者严肃惩处，对被动参加、未参与恶性行为的普通成员，则集中进行教育，逐人讲清楚事实真相，说明法律政策，分批遣散回乡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场战斗结束后不到两天，六离会的道门首领李耀庭被我军抓获。此人此前多次组织袭击，根据调查，其不仅在王育民一案中负有直接责任，还长期借宗教名义敲诈勒索乡民，甚至多次勾结地痞恶棍，对不听话的村民进行殴打威胁。
在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的基础上，部队和地方政权共同组织了公审大会。会上，有受害群众站出来指证，有参加六离会的成员当众说明被欺骗、被胁迫的情况。李耀庭面对铁证，难以辩解。经严格审理，最终被判处枪决，执行时刻，现场秩序保持稳定，没有出现失控场面。
这个过程体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——不是简单的“抓了就杀”，而是在查明罪行、明确责任、进行公开审理之后再作出判决。对当时刚刚建立不久的冀南根据地来说，这样的程序相当关键，它不仅是一次对反动道门武装的清算，也是对新政权公信力的一次检验。
战斗胜利后，六离会名义上的存在被彻底终结，它在南宫一带操控的十数个村庄也逐步脱离其控制。短期内，地方上可能还有一些余波，但整体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抗日工作的方向转变。
远处的侵略者仍在虎视眈眈，近处的反动势力却被清除了一个。冀南的抗日根据地，虽然仍然面临着无数艰难，却在这次事件后多了一份经验：面对以迷信为外衣、以暴力为手段的反动道门武装，光靠善意和退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。
把视线拉长一些会发现，六离会绝不是抗战时期冀南地区的唯一一个类似组织。彼时战乱频仍，民心浮动，一些人打着宗教、扶乩、会道的旗号，借机扩张势力，甚至控制一片乡村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类组织有时候扮演着“保甲”“自卫队”的角色，有时也变成压在头上的另一座大山。
不少会道门武装，一开始确实参与过对日伪的小规模斗争，有过零星战绩。但随着利益扩大，他们的重心渐渐偏移，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抗日上，而是盯上土地、赋税和人心。有的甚至干脆与伪政权勾连，暗中为侵略者提供线索，以换取地方上的生存空间。
冀南地区的一些道门组织，借助“法术”“神符”控制群众，宣扬“听天师的，家宅平安”，把对现实的无力感转化为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赖。试想一下，一个在战乱中失去亲人的农民，面对动辄荷枪实弹的侵略者和不稳定的环境，很容易被这种说辞牵着鼻子走。迷信一旦钻进了心里，要再拔出来，就不只是几句口号的事了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八路军在处理这类问题时，始终强调一个基本原则：分清对象。一方面，对那些打着宗教旗号、实则压迫乡民、破坏抗日、甚至直接袭击八路军的反动骨干，必须坚决打击；另一方面，对被诱骗加入的普通群众，需要耐心解释，用事实说明谁才是真正保护他们的人。
冀南根据地在此后的工作中，专门组织工作队深入村庄，对于曾经受会道门影响的村落，逐户了解情况，讲明国家大势，说明抗日与保家之间的关系。农民听得懂的，不是抽象的理论，而是谁在修田埂、谁在减租减息、谁在打掉欺压乡亲的恶霸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六离会之战并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，而是在血与火中完成了一次社会层面的洗牌。迷信的威力，在枪口面前露出虚弱的一面；新政权的威望，则是在公审与实际工作中一点点建立起来。遗憾的是，这个过程注定伴随牺牲，王育民和那二十多名战士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倒在冀南的土地上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类事件也提醒人们：抗战时期的敌人，从来不只有一个面孔。除了穿军装的侵略者，还有打着各种旗号、破坏团结、分裂群众的人和组织。有的披着宗教外衣，有的借着地方武装的名义，说到底，都是与抗日大局相对立的力量。
回到1938年的那个节点，129师东进纵队在平原地区开辟根据地，本身就是一件开创性的事情。与山地相比，平原地带地形开阔，隐蔽条件差，敌人机动方便，游击战争难度更大。能在这种环境下稳住局面，除了军事指挥得当，更离不开对内政、对群众工作的把握。
六离会事件之后，冀南地区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更加果断。对反动道门武装，不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；对被迷惑的群众，则在教育和组织上投入更多力量。久而久之，那些靠“神符”“法术”维系的虚幻权威，渐渐被八路军实实在在的行动所替代。
1938年的冀南平原，风声紧，枪声急，人心尚未安定。就在这样一块土地上，一支正在成长中的人民军队，在一次次复杂交错的斗争中，摸索出了一条既要敢于斗争，又要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路。六离会的覆灭，只是其中一个缩影，却足以说明一个朴素的道理：真正站得住脚的力量，既不能迷信神符，更不能仰仗欺骗，而要靠在人群中扎下根，靠一点一滴的实际作为赢得信任。
